投稿|青藏高原上的科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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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明琨 ，重庆大学退休教师，摄影专业高级实验师，副教授。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高级会员。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上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复杂的地形，对地球气候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深入研究青藏高原的隆起对全球气候和人类活动及世界环境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的科研队伍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

1981—1984年，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业人员组成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几十个专业团队、300多名考察队员，对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进行了多学科的深度考察。当年，我有幸随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和兰州大学地理系冰川研究室组成的冰川考察组，前往考察横断山脉的现代冰川和古冰川遗址，我负责现场观测记录气象资料和收集当地的历史气象资料以及拍摄考察活动和科考电影纪录片。因此，我提前两个月便开始了准备工作：熟悉气象观测规范、鉴定气象观测仪器、检修电影摄影机、购买足量的相机胶卷和电影胶片等。

（海螺沟冰川）

横断山脉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横跨西藏、云南、四川三省区，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属青藏高原的第二、三级阶梯。横断山脉的最高峰就是著名的贡嘎山。我们需要重点考察贡嘎山的现代冰川，云南的玉龙雪山和梅里雪山以及四川稻城桑堆的古冰帽地质地貌。

探秘海螺沟冰川

贡嘎山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东坡和西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带，东坡有两条很大的山谷冰川，即海螺沟冰川和燕子沟冰川。1981年6月初，我们冰川考察组一行十多人首先开赴四川甘孜州泸定县磨西区，开始对贡嘎山东坡的海螺沟冰川进行考察。由于这次考察携带装备的物资较多，便在当地请了十多个民工。6月8日，我们3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海螺沟进发。

从海拔1000多米的磨西到海拔7000多米的雪山顶，垂直落差显著，考察队进去要经过几十公里的原始森林，根本没有路。我们缓慢地在森林中跋涉，途中第一天还能住在农民家里，第二天就只能住在热水沟的大岩石下，天下着大雨，地形陡峭，无处搭帐篷，无法煮饭，晚上我们就背靠岩石坐着过夜，吃压缩饼干。直到第三天下午，我们才到达海螺沟冰川末端的城门洞，并在这里巧遇四川省体委带领的瑞士登山探险队，大家进行了合影留念。随后队伍继续向冰川前进，入夜，我们兰大和兰州冰川所的考察队员分两处驻扎在离冰瀑布不远的侧碛上的树林中及冰川南岸的长草坝。次日，考察组的冰川、积雪、测量、冻土四个学科专业组分头开展工作。我就在离帐篷约30米处建立起临时气象观测点，安装好必要的气象仪器，每天8时、14时、20时对该地的云、风向风速、降水、气温、空气湿度、地温、日照进行定时观测。大家在海螺沟冰川工作十多天后，又前往燕子沟冰川考察，留下我一人在山上继续观测气象。说心里话，一个人十几天待在大山深处的原始森林，晚上睡在帐篷里还是有些胆怯的。直到7月4日，我接到通知才撤离下山。

海螺沟冰川全长14.5公里，上面的冰瀑布高达1080米，可称为全国最大的冰瀑布。冰川沿途冰裂隙纵横交错，对考察队员造成很大威胁，稍不留神就会跌入冰裂隙中，我们的考察组长李吉均教授就曾掉入冰裂隙中摔断几根肋骨，幸好被救了上来。还有一次，我和队员周尚哲去山对面拍摄冰川全景，我们早上八点就出发，涉过冰川，在穿越一块大约200多平方米茂密的杜鹃林时，遇到重重困难，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出这片杜鹃林，爬到海拔约5000米的山顶。拍摄完照片，我们简单吃点干粮后就开始下山，又穿过那片杜鹃林，到冰川下面的冰洞拍照。洞内裸露的大冰块很滑，上游冲流下来的冰融水震耳欲聋，洞内温度很低，光线微弱，地下河深不可测，我在一阵忙乱中脚踩滑了，差点掉入地下河里，当即吓出一身冷汗。我们从冰洞出来就往回赶，刚踏上冰川天就黑了，只有打着手电筒高一步低一步地爬行在冰川上，晚上八点多才回到驻地，急坏了驻地的同志们。这天虽然遭遇了不少惊险，又很艰辛劳累，但是我们仍为拍摄到了对冰川研究有珍贵价值的照片而感到兴奋。

考察四川稻城古冰帽

7月初撤离海螺沟后，我随冰川组前往川西高原考察，先后考察了新都桥、甘孜县、雀儿山、炉霍、道孚、理塘、乡城等地的地质地貌，最后又重点考察了稻城桑堆海子山的古冰帽。此次我们一行七人，有考察组组长李吉均教授和他的四名硕士研究生，即秦大河、姚檀栋、冯兆东、周尚哲，以及汽车司机和我。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考察队给我们小组配备的是一台解放牌的大卡车，车子和司机是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抽调的。李吉均老师和秦大河年长一些就坐驾驶室，其余四人坐在车厢里，车厢里还放置了几个装有考察设备仪器的大木箱，我们四人都穿着长胶雨衣或坐或躺在木箱上。因为当时川藏公路（即318国道）基本是土路，并且道路坑坑洼洼，汽车行驶中尘土飞扬，颠簸厉害，一天行程约200公里路，我们车厢里的几个人都成了“泥人”，雨衣上全是尘土，一天下来便觉腰酸腿痛。汽车翻越康定折多山时，爬行100多米就开锅了，需要时常停车给水箱加水，因此，用了半天才翻过折多山。在考察稻城桑堆海子山古冰帽时，我们就住在318国道的道班里，向他们借用了一间房子，几个人打地铺睡觉，大家每天都要步行几十公里考察古冰帽的地形地貌。当时川西高原许多地方还没有修公路，没有汽车，因此，每个科考队员都必须学会骑马或者骑毛驴。1981年10月，我们结束了野外考察，回到原单位休整。

贡嘎山上的300多个日夜

（贡嘎山气象观测站）

1982年5月中旬，我随考察组到四川甘孜州康定县，考察贡嘎山西坡的冰川。在登上贡嘎山的途中，我们搭帐篷露宿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我们一行几十个人和马匹、牦牛浩浩荡荡地到达目的地——贡嘎寺。说是“寺”，实际上是一片废墟，原来贡嘎寺在20年前就垮塌了。我们在贡嘎寺废墟周围搭起了几顶帐篷，这里海拔3700米，后来成为我们考察贡嘎山西坡冰川的大本营。次日，我就搭建起了临时气象观测场地，最初是白天三次定时观测，并用自动记录仪24小时记录气压，6月15日则开始正式观测记录气象资料。原计划最多在山上观测两个月，然而工作一个月后，我想，在这里建立起一个观测点不容易，考察研究冰川也需要更多的第一手气象资料，于是我主动向领导提出要坚持在这里观测一年，取得一年的完整资料。考察队批准我的请求后，又向当地（四川省甘孜州）气象局借调了一个名叫胡永胜的观测员来支援我，从此，我们二人开始轮流值班观测。我不值班的时候就上冰川，跟随冰川考察队员拍照。考察组大部队在冰川上工作十多天后就陆续转移了，最后只剩我和胡永胜，另外还有一名观测水文的同志留下继续工作。不久，胡永胜同志和负责水文观测的同志先后因工作调动和家里有事回去了。于是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又派来两人接替水文观测工作。到了十一月份，山上气温很低，不能继续住帐篷了，我们便商量利用寺庙废墟里的废木料和石头，自己动手修建土木石结构的“干打雷”房子，挖地窖抵御寒冷，同时搬迁气象观测场。在修建土房子时，要捡石头垒墙，尽管我们戴着手套，手指还是经常被磨破，鲜血直流。经过我们10多天的艰苦劳动，终于搭建起了三间简易房，两间宿舍兼工作室，一间伙房。同时，新的气象观测场也建立起来了。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工作到1983年1月底。这时，我们回单位汇报工作，也顺便补充给养。过完春节不久，我一人又重返贡嘎寺气象观测站，直到1983年6月15日在这里满一周年，考察大部队的人马回来，才终止了气象观测工作。

在海拔3700米，自然环境十分艰苦、恶劣的贡嘎山上，坚持工作生活的300多天，我并不觉得寂寞。这是因为工作之余，我或者拍照（曾拍摄美国登山队攀登贡嘎山主峰），或者看书，或者在山上挖虫草等中药材，研究冬虫夏草，或者整理考察资料，写日记，或者用搭帐篷的铁钎在花岗岩石头上刻字，等等，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用十多天时间分别在两块石头上刻了“贡嘎山”（中英文）和“兰州大学冰川考察组”几个字，几十年来，刻有“贡嘎山”三个字的那块石头成了藏族同胞的朝拜之地，他们还给刻的字刷上了红油漆，抹上了酥油。一天，我请来一名藏族同志帮我背摄影器材，连续爬了四座山，从不同角度拍摄了贡嘎山主峰。

在贡嘎山的日子里，夜晚照明长期使用的是手电筒和蜡烛，烧柴生火，用高压锅煮饭，偶尔能听听收音机，几天吃一个罐头，没有蔬菜，有时挖点野菜，雨后捡点地皮菜，或者从青杠树上摘点木耳，因此，我的身体由于长期缺乏维生素，头发开始分叉并脱落，指甲下陷。因长期无人说话交流（曾经一个人待了100多天），下山后说话打结不流畅，半年后才慢慢恢复正常。

1983年6月下旬撤离贡嘎山后，我和冯兆东、康建成乘坐一辆中型吉普车，奔赴云南考察玉龙雪山和梅里雪山。我们到达丽江的白沙村后，再骑马到冰川边缘，又步行走过冰川，在玉龙雪山的粒雪盆里住了三天。做饭没有水，就用地上的积雪装入高压锅加热融化后的水煮饭，很难吃。接着又去考察梅里雪山，也是先骑马到冰川边缘再走进明永冰川。那里由于地势险要，我们无法进入粒雪盆，只在明永冰川上搭帐篷住了四天，冯兆东和康建成考察冰川，我做简要的气象观测，拍摄一些照片和科考纪录片。工作结束后，我们三人骑毛驴从澜沧江畔的羊肠小道行走十几公里到德钦县城，然后乘汽车返回考察队指挥部——四川康定。

35年后的2017年，我又再次登上贡嘎山，重温了那段科考情缘。

青春无悔

1984年，不用到野外考察，我就在单位整理考察资料，撰写考察报告和科考文章，并陆续发表。1985年，整个科考队横断山脉科考课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个人也硕果累累，先后在《人民画报》《中国画报》《瞭望周刊》、《甘肃画报》《冰川冻土》《气象》《植物》《中草药》《大自然探索》《文汇报》《四川日报》等十几种报刊杂志发表照片和摄影作品100多幅、文章10多篇；播放两条科考电视新闻（四川电视台，1983年），制作一部科教电影纪录片（《横断山冰川考察》，时长45分钟。）。

在我人生的黄金时期，能够参加国家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虽然吃了很多苦，付出了许多艰辛，甚至无儿无女，但我觉得艰苦的环境磨炼了自己，我无怨无悔，今天，每每翻阅那些收获和成果，回忆往事仍深感欣慰。

来源：重庆大学报

编辑：邹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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